宜兴古称阳羡。这个连太阳都羡慕的地方，位于西太湖之滨，沪、宁、杭交通的中心。太湖之滨是中国历代诗人才子荟萃之地。宜兴山水秀丽，更有无数动人的传说故事和悠久的文化历史。相传春秋时越国大夫范蠡辅佐越王勾践打败吴国后，谢绝了越王的封赏，带着西施来到宜兴隐居，以制陶为生，被称为陶朱公，范蠡西施的雕像现在仍然伫立丁蜀镇青龙河公园里，宜兴至今仍享有“中国陶都”之盛誉。据说梁山伯与祝英台的坟墓也在宜兴，善卷洞旁还有英台读书的“碧鲜庵”，庵旁还有“晋祝英台琴剑之冢”的墓碑，是祝英台埋藏琴和剑的地方。宜兴还有古迹蛟桥，是《世说新语》中晋朝周处为民除害斩蛟之地，现在周处斩蛟龙的雕像伫立在氿滨公园中。宋代大诗人苏东坡在宜兴留下“买田阳羡吾将老，从初只为溪山好”的诗句。下面是我重点调查研究的几位历史名人。

首先是徐悲鸿。徐悲鸿本名徐寿康，公元1895年出生在江苏省宜兴县屺亭桥镇河岸边一间简陋的茅屋里。他的父亲给他取名寿康祈愿他健康长寿。徐家世代画师，幼年的徐寿康在父亲的悉心指导下学会了山水花鸟画的基本知识，也培养了对绘画的终身兴趣。由于家境贫寒，父亲徐达章带着他写字卖画，以谋生计。在流浪谋生的过程中，徐寿康也在摸索新的绘画风格，他还看到了许多西方艺术大师作品的复制品，更因此萌生了去欧洲学习美术的愿望。但长期奔波困顿的生活使父亲身染重病，从此，17岁的徐寿康独自挑起了全家八口人的生活重担。为了给父亲治病，家中负债累累，父亲去世了，连一文安葬费也没有。徐寿康含泪向亲戚告贷。看着父亲的棺材被黄土掩埋，徐寿康觉得过去的一切都在被埋葬。人世艰辛，前路茫茫，家中重担需要他挑起，而那出去深入学习西洋绘画的愿望则不知如何实现。他不顾家人的反对，将自己的名字改为“悲鸿”。困境中煎熬的徐悲鸿始终忘不了高飞的梦想。他最终舍弃了三个中学的教职，带着简单的行李和家里好不容易拼凑来的一点旅费，开始寻找梦想。1915年夏末秋初，20岁的徐悲鸿来到上海寻找学习的机会。为了画画谋生，徐悲鸿用五个铜板过了一个星期。每天仅仅吃一团糯米饭。在上海捱了一年多后，徐悲鸿终于得到了哈同花园圣仓明智大学的赏识，该大学校长姬觉弥慷慨地答应资助他留学法国。自此，徐悲鸿开始了他名声大噪的这一生。许多年以后，徐悲鸿回忆起这一段往事，曾感慨的地写道：“我飘零十载，转走千里，求学之难，难至如此。我对黄震之、傅增湘两位先生。是终生感戴其德，而不敢忘记的。”

徐悲鸿从事美术教育数十年，不仅成就了自己的艺术，而且成就了许许多多艺术人才。新中国成立后，徐悲鸿是中央美术学院的第一任校长，中国美术工作者协会的第一任主席，有人说徐悲鸿是中国现代美术的“教父”。放眼当今画坛，吴作人、艾中信、王临乙······都是他的学生。蒋兆和、傅抱石、齐白石都接受过他的资助和提拔。如果没有徐悲鸿慧眼识珠，齐白石等人的艺术是否能如后来那般辉煌？如果没有徐悲鸿的美术教育，今天的美术殿堂是否能如此辉煌？

徐悲鸿说：“美术应以写实主义为主，虽然不一定为最后目的，但必须用写实主义为出发点。”“写实主义”可以看做徐悲鸿美术思想的核心和灵魂。它在中国美术界传播几十年，为中国美术界注入了巨大的活力，带来了巨大的变化。当然，近几年，美术界开始反思“写实主义”长时间的在中国画坛一枝独秀所带来的负面效应和历史局限。但是，我们不能忘记，这个在法国大革命时期兴起的画派之传入中国，并大放异彩，以及徐悲鸿之坚定写实主义的信念并身体力行，都是和20世纪中国社会现实对艺术的需求相吻合的。

在中国，徐悲鸿的名字可以说是家喻户晓，他画笔下的马，更是妇孺皆知，已经成为了徐悲鸿的一种形象标志以及他一是成就的标杆之一。徐悲鸿画的马，落笔有神，奔放处不狂狷，精微处不琐屑，筋骨强劲，气势磅礴，神形俱全。每一匹马都有一股傲然正气，正如他的座右铭“人不可有傲气，但不可无傲骨”。马，最能反映徐悲鸿的个性，最能表达他的思想感情。他画的马受到人们喜爱，除了他所下的功夫之外，更重要的是他倾注于其中的感情，并将这种感情化作一种精神、以马为载体而表现出来。徐悲鸿对马有一种偏爱，和马在一起，听着马蹄得得，看着马迎风奔驰，他觉得是一种精神享受。

1953年9月26日， 徐悲鸿因脑溢血病逝，享年58岁。按照徐悲鸿的愿望，夫人廖静文女士将他的作品1200余件，他一生节衣缩食收藏的唐、宋、元、明、清及近代著名书画家的作品1200余件，图书、画册、碑帖等1万余件， 全部捐献给国家。次年，徐悲鸿故居被辟为徐悲鸿纪念馆，集中保存展出其作品，周恩来总理亲自题写“悲鸿故居”扁额。

第二位是周培源。周培源出生于江苏省宜兴县的一个书香门第。其父是清朝秀才。中学时期在上海圣约翰大学附属中学学习。1919年考入清华学校中等科，1924年清华学校高等科毕业。1947年回国后，继续任清华大学教授兼教务长、校务委员会副主任。自1926年以来，周培源主要从事物理学的基础理论中难度最大的两个方面——爱因斯坦广义相对论引力论和流体力学中的湍流理论的研究和教育工作，并取得出色的成果。在发展中国教育事业和组织领导国家科学文化等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

周培源对广义相对论产生兴趣，应追溯到1926年他在芝加哥大学求学时期，以后的60年中他一直在这个领域内执著地探索着。在应用广义相对论于宇宙方面，周培源于1939年证实了在均匀性或各向同性的条件下，可以将过去常用的宇宙度规简化，并使求解问题大大简化。1987年，周培源和他的研究生黄超光将谐和条件用于宇宙论，得到了新的结果。他们用引力场中的电磁理论来计算宇宙中后移星系辐射光的强度，由此导出新的红移关系与该星的质量有关。

周培源是我国湍流理论的奠基人。他从事湍流研究是从1938年开始的。当时，他暂时搁下了从事多年的宇宙论的研究，而将主要精力放在湍流上。1945年，周培源在论文《关于速度关联和湍流涨落方程的解》中提出了两种求解湍流运动的方法：一种是把平均运动方程和关联函数所满足的方程逐级近似求解；另一种是将平均运动方程与脉动方程联立求解。近数十年的发展，由于高速电子计算机计算能力的扩大，愈益显示出它的重要性。世界各国不少人沿循他的方法进行开拓，形成了“湍流模式理论”流派。

他数十年的研究形成了自己独立的理论体系，受到国际上重视。他取得的重大研究成果，1984年被评为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

周培源在总结几十年科学工作经验时说道：“我是做科学工作和教育工作的，自然一开口也离不开科学问题和教育问题。我做科学工作、做教育工作和‘做人’的‘秘诀’，也就是我数十年所信奉的格言‘独立思考，实事求是，锲而不舍，以勤补拙’。”“独立思考与兼听众议是并不矛盾的，而是互相促进、互为补充的两个侧面，须在实践中恰如其分地掌握运用。我自己有的思考也是前人思考的进一步发展。实事求是是马列主义思想路线的基本点。做科学工作、做教育工作和人生旅行，离开了这一条就会走入歧途。众所周知，在内外历史上，有的人不实事求是，靠耍阴谋、玩骗术、施诡计得逞一时，但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都无一例外的是遗臭万年。”

“以勤补拙，简言之就是要多干、要勤奋，不偷懒。我86岁时，工作又忙，但为了国家科学决策需要，我毫不犹豫地答应了全国政协的委托，率领182位全国政协委员前往湖北省和四川省有关地区实地考察长江三峡水利工程的有关问题。我当时没有选取偷懒图逸之举。我今已年近90，社会工作很多，但我还想多做一点事，仍坚持进行科学研究和亲自培养博士研究生等工作。人的智力和体力都是有差别的，但只要肯下工夫、多下工夫、下苦工夫，时刻勤奋，数十年如一日地顽强进取，就算是一个‘拙’者，也定会做出几件像样的成果，节节上进，为国家为民族为人类做出自己的贡献。”

第三位是潘汉年。1906年1月12日，潘汉年出生于宜兴县归迳乡陆平村。早在二十年代中叶，这位被称为宜兴“奇才”的潘家三公子，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思潮的熏陶下，只身来到十里洋场的大上海，从创造社的小伙计到中共第一任文委书记，立下了无数的奇功。三十年代初，这位才华洋溢的艺苑骁将，又奉命调往中央特科工作，出任情报科科长一职，卫党除奸，干出了一番鲜为人知的英雄业绩。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潘汉年到达中央苏区，先后任江西苏区党的中央局宣传部长、赣南省委宣传部长。1934年，潘汉年作为中央苏维埃政府和工农红军代表，到福建与十九路军谈判，签订了停战抗日的协定。1934年10月，潘汉年随中央红军参加了长征。遵义会议后，潘汉年受中央派遣，与陈云到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汇报遵义会议决定和中央红军长征情况。1936年1月，潘汉年根据中央指示，以“前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外交人民委员会副委员长”的身份，在莫斯科与国民政府驻苏武官邓文仪进行接触，表明红军联合抗日主张，拉开了第二次国共合作谈判的序幕。“西安事变”前后，潘汉年以我党联络员和谈判代表的身份，到南京、上海等地沟通联络，为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作出了贡献。抗日战争时期，潘汉年在上海、香港等地领导对日伪的情报工作。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夕，获取了日伪军事动向的重要战略情报，并建立了从上海到淮南、苏北解放区的地下交通线，在“皖南事变”后环境恶化的情况下，保证了上海与解放区的人员和物资往来。解放战争后期，中央发出召开政治协商会议的号召。潘汉年根据中央的指示，有计划、分期分批地把停留在香港的李济深、沈钧儒、黄炎培、马寅初、郭沫若等大批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护送到解放区，出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政治协商会议，为人民共和国的建立作出了重大贡献。1948年底，潘汉年组织策动了国民党政府资源委员会起义，使大批技术人员、资产和档案资料完整地保护下来。毛泽东同志发了贺电：“甚为欣慰。即望团结一致，坚持爱国立场，保护祖国财产，以待中央人民政府的接收。”

1955年4月3日，对潘汉年以及追随潘汉年左右的人们来说，是一个灾难之日。这一天晚上，他在北京开会期间，突然遭到秘密逮捕。被捕不久，他被按上了“内奸”、“反革命”、“国民党特务”等莫须有的罪名，被送进了监狱。这是共和国的第一个大冤案，而且历时长达27年之久。最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拨乱反正的英明决策，纠正了众多的冤假错案，刘少奇，瞿秋白，潘汉年······一大批历史功臣，一个个得到了平反昭雪，恢复了他们的本来面目。

最后一位是蒋南翔。蒋南翔是杰出的教育家、中国青年运动的著名领导者。1913年9月7日，蒋南翔出生于江苏省宜兴县。1932年考入清华大学中文系，翌年参加中国共产党，1935年担任清华大学共青团书记，后任地下党支部书记，是“一二·九”运动的重要领导人之一。1952～1966年出任清华大学校长，1956～1966年兼任清华大学党委书记。期间还任中共北京市高校党委第一书记、教育部副部长、高等教育部部长等职。1977年后任国家科学委员会副主任、教育部部长、中央党校第一副校长等职。

蒋南翔是"一二·九"运动的重要领导人之一。当时，他是清华大学党支部书记、北平市西郊区党委委员。他起草了"一二·九"和"一二·一六"两个宣言以及北平市学联的一些重要文件，在当时的学生运动中发生过重要影响，为唤起全国爱国学生奋起抗日救亡作出了很大贡献。

20世纪60年代初，蒋南翔还主持起草了"高教六十条"等学校规章，得到党中央的肯定，也受到各地高校的欢迎，起到了当时高等教育基本法规的作用。他提出要有计划按比例发展教育;充实加强小学、整顿提高初中、调整改革高中、大力发展职业教育;主持起草《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等，为整顿恢复教育秩序、推进教育改革、加快教育事业的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政治辅导员制度，则是蒋南翔又红又专人才培养理念的具体实践。1953年，蒋南翔倡导建立的"双肩挑"的政治辅导员制度在清华园里诞生了。所谓双肩挑，就是一肩挑学生政治思想工作，一肩挑业务学习。这种"双肩挑政治辅导员制度"已顺利地走过了半个多世纪。历史以无可辩驳的事实证明了这项制度体现出的强大生命力及其给清华学生、清华大学以及整个国家带来的益处。

蒋南翔在清华大学长达13年半，努力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创造性地坚持德智体全面发展的培养目标，积极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办学道路，实行以教学为中心的教学、科研、生产三结合，使学校成为教育与科研两个中心。他重视最新科学技术的发展，率先在清华创建了原子能、自动控制等一批新技术专业与学科，促进了我国新技术的发展。他重视对学生的马克思主义教育和政治思想工作，首创学生政治辅导员制度。他注重加强基础理论教育与因材施教，注意体育锻炼，提出"争取健康地为祖国工作50年"的口号，促进了德智体全面发展。他重视教职工队伍建设，提出"要争取团结百分之百的教师"和"各按步伐，共同前进"的主张，他呕心沥血，为清华培养了一支新老结合、又红又专的教师队伍和"双肩挑"的干部队伍。他提出著名的"三阶段、两点论"，继承和发扬了清华大学各时期的优良传统和优良学风。在这一时期，清华大学的规模和水平有很大发展和提高。教职工由1200余人增到5300多人;在校本科生超过万人规模，为国家培养了大批优秀人才，同时获得了许多重大科研成果。他的教育思想，丰富了我国教育理论宝库。

素有“中国陶都”、“梁祝故里”、“教授之乡”、“书画之乡”美誉的宜兴有着7000多年的文化史，2200多年的建县史。其历史文化源远流长、积淀厚重、兼收并蓄，丰富多彩。数千年的沧桑岁月，宜兴浓郁的历史文化既有山水造化的浸润，更有古今贤人的滋养。这其中，既有范蠡制陶于台山村，孙皓立国山碑于离墨山，杜牧筑水榭于东沈边，苏轼手植海棠于永定村，岳飞题壁于张公祠，乾隆寻父于崇恩寺；也有古代4位状元、10位宰相、385名进士、920名举人和众多的将领；还有近、当代的23名两院院士、8000多名教授以及诸如周培源、徐悲鸿、吴冠中等众多的教育、文学和艺术大师，等等。名人的踪迹、文化的交汇，贯通了宜兴历史文化的脉络、续写了宜兴历史文化的篇章，成为了宜兴历史文化遗产中的一道靓丽风景线。近现代以来宜兴城中人才辈出，他们才华横溢、忧国忧民，他们带领着整个宜兴走向繁荣富强，正是因为有了他们，宜兴才能展现出现在这副充满魅力的模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