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华民国史（下卷）》读书报告

一.历史分期观点

按照往常的观点，我们通常将1840年作为中国近代史的开端，以1949年新中国的成立作为结束，再分为1840-1919年的旧民主主义革命与1919-1949年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而费正清先生在《剑桥中华民国史（下卷）》中对中国近代史的分期做出了不同的看法。他将中国近代史分为四个时期，分别是：1800-1864年，1865-1911年，1912-1930年，1931-1949年。

1800-1864年呈现出王朝没落的传统征兆：①.由于人们不得不造出更多的农田来适应不断扩张的人口，航道被限制，排水通道阻塞，引起水患；②.官员的腐败在18世纪末达到顶点；③.农民和边疆少数民族发动叛乱；④.扩张的帝国主义对清政府带来了更大的威胁。

1865-1911年西方文明对王朝的冲击使得这一时期发展和革新比衰败和没落变得更为突出，主要的政治活动从边缘或贫困地区（叛乱为主）转移到了富庶的经济中心地区（改良与改革）。清朝的最后10年间，中央政府的官僚首领与有地方根基的社会名流的竞争在政治上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1912-1930年，汉族对国家的关切代替了对皇帝的效忠；不当权的城市上流动员下层阶层投身政治；革命目标将反对帝国主义的民族解放与反对封建主义的阶级斗争结合起来，激进主义发展到个人主义；革命扩大了范围。

1931-1949年有三个事件深刻影响了中国历史的进程：①.1931年世界经济萧条对中国的打击，城市通货膨胀，农村趋于自给自足；②.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战争使竞争从官僚政治的现化化转向社会革命；③.中国共产党1931年初在江西建立了苏维埃政府，长征后在毛泽东领导下于延安建立了新的政权，以农业地区为基地的革命运动，重塑了农村社会秩序。

与主流的历史分期观点不同，费正清先生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来看待整个中国近代史。

二.以夷制夷政策

清朝在利用儒教、喇嘛教和伊斯兰教来维护在亚洲腹地的统治上显示出高超的技巧。但亚洲腹地和东部沿海两段边界的政权结构逐渐开始瓦解，清朝发现自身的军事防卫能力远远不够时，它又利用租借和扩大贸易来羁縻外国人，被迫从软弱的地位实施对外政策，唆使一个侵略者去反对另外一个侵略者，将以夷制夷作为贯穿近代的主要战略，利用西方人帮助统治中国，这也帮助满族人延长了他们的异族统治。但清政府高估了自身的实力，三国干涉还辽似乎实现了伟大构想，但是帝国主义立即掀起瓜分中国的狂潮，三千万赎辽转手就给了俄国。一个贪污腐败无能的政府只能如砧板上的鱼任人宰割。在19世纪90年代，中国开始认识到自己是世界各国中的一员时，才猛然惊醒，这种方法也就失去了效用。

三.日本愚钝的外交特色

1904年，日本发动日俄战争。俄国在内忧外患的打击下，军队士气低落，最终战败，但日本也同样战力不支，勉强取胜。日本为了在日俄战争中达到利益最大化，不得不放弃财政赔偿的要求，最后与俄国签订朴茨茅斯条约，在中国逐步树立势力范围。此后为了巩固势力，防止俄国发起复仇战争，日本首先接近中国，通过签订《中日北京条约》获得中国对《朴茨茅斯条约》的认可；同时积极寻求加强与英国的联盟；其次，于1907年和法国达成协议，取得法国的支持；接着与俄国进行谈判，日俄互相承认各自在北满和南满的势力范围以及在中国的特殊利益；最后，日本通过罗脱-高平协定缓和了美日之间的紧张关系。通过一系列外交，日本实现了在满洲势力的崛起。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日本政府为保护它在关东租借地和南满铁路株式会社的权益，建立了关东军，这允许日本在和平时期有一个整陆军师团驻在满洲，这些部队很快成为日本渗入中国的先头部队。但也因此造成许多摩擦与冲突，所有这些冲突刺激了中日关系迅速恶化，而日本国力的上升激发了中国民族主义的成长。在东京的中国学生学习日本国家生活现代化进程中的榜样，同时清政府有志改革的官员被唤起反对日本的扩张，这反过来又使日本坚定其走向帝国的道路。

日本将其迟钝和愚笨的外交特色在强迫中国签订二十一条中展露无疑。日本的二十一条是按20年前帝国主义的掠夺精神炮制的，但在此时出现就显得十分不合时宜。二十一条中并不包含什么新东西，没有给日本带来更大的价值，却让全世界特别是美国注意到了一个诡计多端的日本在西方列强全神贯注其他地区时欺负虚弱的邻邦。另一方面，日本企图阻止中国的共和民族主义保卫自己的地位，而这种企图以推进民族主义并使其集中反对日本而告终。从任何意义上说，二十一条对日本来说是一次得不偿失的胜利。